今早,城市丰收前基金经理周英汉结束他对其前主任牧师康希的交叉质询。
周英汉在结束他对康希的交叉质询时,开始指控康上周于8月11日作证时夸大教会的出席人数;康指因为跨界计划,教会的出席人数增加了一倍或两倍。教会的主任牧师兼创办人在庭上表示,跨界产生的影响不单是全球化的,它在本地也有其果效——新加坡的教会从10,000人增长至2009年的28,000人,甚至在2009年的一个月里达到32,000人。
周使用出席人数预测及裕廊西教会会堂和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八厅的座位容量为根据,提议康“严重夸大”教会出席人数。
康纠正周所有的三个假设。首先,周并没有考虑到CHC内的其他会众;再者,周出示的一份新证据——出席人数的预测——是按照教会小组人数所计算的。康在庭上表示,教会每周都有不参与小组的出席者和访客,这些人没有包括在周的数字内。最后,座位容量是周自己所估计的。康建议周和教会行政部门澄清这些估计是否正确,毕竟教会行政是处理出席人数数据真伪的有关人员。
证据的可采性:录音文字稿
周在盘问康的整个过程里,试图使用一份证据——这是康、何耀珊、周与其妻子钟丽珠(Janet Chong Lay Choo音译)之间四个半小时的会议录音文字本。一些辩方律师质疑这份文稿是否可采用,因为它关系到其当事人的特权信息。
周今早再次请康参考这份文字稿,并坚持这将显示他(周)的心态和他所相信的事宜,因此才会帮助资助跨界。
法官允许周继续提问,只要他没有涉及法庭封锁的部分内容。
今日文字稿一部分显露周、康与陈之间的友谊。证据显露,在慈善总监于2012年12月暂停几位CHC领袖的职务后,周想要与慈善总监“作斗争”,康也想要挑战停职的问题但其他人不愿这么做。周就从文字本读到:“我对这团结之事感到厌倦。”他认为其他人强调“团结”胜过“真理”。
他也从文本中读到,那次会议上,康称他与陈为“我的长期战士”。他进一步以这个问题做强调:“这代表你在受攻击时我为你奋斗对吗?”他继续形容他如何为康“奋斗”,而康同意英汉是他一位“很好的同工”。
审讯程序透露该录音是钟在康、何与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下的。周表示,只有在会议那晚上他很迟到家时,钟才告知他她录下了该谈话。钟之后将录音转录成文字稿,让周之后呈上堂为新证据。
庭上证据显示周要康与何处理慈善总监在进行调查后所发表之报告里的问题,他们不希望等到审讯开始才让会友知道详情。另一方面,康却对于这么做在法律上所引起的后果有所顾虑,并关心案件正在审理中因此他们不便作出评论。
代表康与陈的律师唐振辉及斯尼华申(N Sreenivasan)站起要求钟不可参与其余的审讯,这是因为采用这项新证据后,她有可能成为辩方证人。
寻找CHC新建筑
周在庭上细细道出为城市丰收教会寻购新场地的过程。当他们必须选择前首都建筑的那块地或是新达会议中心,周试图证实康选择新达是为了避免网路上的批评而因此希望赶快完成收购。
周表示他倾向于选择首都房地产,而且已经与AMAC合伙人找到一个愿意和CHC合作收购该产业的买主。然而,康与陈一平和教会职员Suraj表示他们倾向新达,这是因为新达的地点和它将带来收入的潜能。此外,他曾在1995年领受一位导师菲尔平格(Phil Pringle)牧师的预言,指出他们有一天会在新达举行聚会。
康坚持,选择收购新达是因为这个场地的大小、地点以及教会每周可享有的设施。相比之下,首都地产必须从零建起,过程中建筑费用也有可能增加。因此,虽然首都每年的租金800万便宜过新达每年租金1350万,但建筑委员会仍决定收购新达。
周在结束对康的交叉质询时在庭上声称康不爱教会,其中的理由之一是他不肯差其妻子何回美国完成专辑好让赞助人可收回其收入,而且康“诈欺”了多功能帐户(multi-purpose account)的捐献人,因为他在多功能帐户上“隐藏”了版税和薪金一事。
对此康表示,何为教会共同创办人当时需要留在新加坡帮助正在“经历危机”的教会,而MPA帐目里的版税和薪金基本上是给他与何的生活费——这原本就是MPA资金的本意。
审讯于下午2点15分继续进行。